我叫Manuel Herranz，是一名哲学博士。我一生中的很大一部分时间里都在从事国际执行顾问的工作，仅仅从2017年起我才成为人文科学和哲学教授。 上世纪80年代时，我还是一个哲学系的学生，“冷战”时期可能造成人类灭亡的紧张局势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那时起，我便开始自主研究探寻实现人类和谐和平的可能途径，甚至在那时我就尝试联合全世界所有大学一起组织一场世界和平和解除武装的盛会。

1986年，我到了柏林，在那里我继续着我的和平研究和活动，并继续学习哲学，同时我还开始学习国际关系学以及俄语、汉语和阿拉伯语。三年后，我离开了柏林，往东方去了解世界的主要文化。

我知道所有人作为人类都是一样的，如果我们共同制定决策，我们就不会威胁或伤害彼此，而只会根据共识来追求所有人的共同利益；运用共识就是用我们希望别人对待我们的方式来对待别人。 但是我也知道在一个不互通的世界提倡人道主义是不可取的。任何国家或联合体允许在本国宣传人道主义只会削弱其自身

因此，最初我很难发现，人类团结从古代起——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东方，且两者之间没有任何交流——就是一个重复提出的思想。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思想是在墨子的作品中——我是第一个把墨子的全部著作翻译成西班牙语的人。尽管我学的是哲学，但是在墨子之后过了很久我才接触到西方的世界主义，并阅读了苏格拉底的《辩护篇》（我强烈推荐你们读一读）等。但是，当我尝试分享有关的历史、科学发现时，我发现民间、学术机构以及媒体拒绝发表/披露它们，即使为了保持和保护他们的意识形态而加上明显的谎言。 在这一点上，《堂吉诃德》是我所从事的人类和平研究的一大进步。我曾围绕《堂吉诃德》写了我的博士毕业论文，并以优等成绩毕业。尽管《堂吉诃德》的官方解读非常具有误导性，甚至贬低了该作品，但是只要读者留心，就能很容易地看出它简单明了的中心思想：人们如果感觉受到了堂吉诃德的威胁（或认为能从中得到好处），就会顺从他的疯狂的幻想。

这发生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我们必须认可我们所属的武装单位或国家。即使战争被体现为意识形态、价值观甚至经济上的冲突——这些都是“风车”，是想象出来的，实际上，我们都是受到武器的影响而战斗，武器同时影响着我们和我们的敌人，因为正如塞万提斯所说，“武器和战争是一回事。” 事实上，《堂吉诃德》描写的对象是武器，正因如此，塞万提斯在《堂吉诃德》第一部和第二部中都向我们展示了白旗。白旗实际上是一种战争符号，白旗的意义是中止武器的活动。

塞万提斯这样写是因为我们已经可以共同披露（武器的）真相，用自己的眼睛发现武器是因其它武器而存在，也就是说武器是互相依存的，人类是武器悲惨、不幸的木偶。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应该合作起来解除武器，解放人类。当火被扑灭时，意识形态的虚构形象也会像烟一样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共识、真相和科学。 墨子的兼爱面临的困难是世界的未知性，这同样也是斯多葛学派面临的问题。斯多葛学派认识到他们的政治方案不能实现，于是他们尽可能避开政治，转而专注研究“理性”。新墨学也是如此，他们转而研究科学。“理性”和科学在他们各自的时代是人类认识的唯一的可能发展方向。塞万提斯拥有斯多葛学派的背景，他是在人类经历了对世界的第一次探索之后开始创作的，因此《堂吉诃德》给世界带来了新的启示之光。 当今世界的互联互通使运用共识成为可能，因为我们可以满足它所需要的条件，即普遍的宣传。

旨在宣传人类团结，1999年，我注册了www.banderablanca.com 和 www.whiteflag.info 网页，并创建了白旗组织，但是直到2009 年在欧盟的帮助下它才正式注册。2004年，在以《堂吉诃德》出版400周年为契机举行的文学竞赛中，我重读了“文字和武器”这章，直到那时我才发现《堂吉诃德》里对白旗的提及，很难想象当时我是多么地惊讶，并且充满希望和责任感。这条线索指引我带着疑问和兴趣把《堂吉诃德》全部重读了一遍，以便理解它的全部含义。 2016年，“白旗组织”改名为“人类团结运动组织——HUM”（www.human-unity.org）。HUM的首个倡议是召开一场由各领域专家参与的公开透明的世界大会，来建立一个全世界共同的决策制定机制。2018年我们向马德里市政厅提出了我们的方案，并获得了非常积极的回应。但是市政府在2019年重组了，加上疫情让我们取消了这一计划，因为我们不可避免地要面对由武器直接、准确支配的现实。